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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对信赖概念作出必要限定，是因为并非所有的信赖都值得保护，即便原本值得保护的信赖亦有可能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再值得保护。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就是这种相对的层层递进关系。《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条规定，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是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也就是说首先必须是先进分子才能申请加入。

《制定条例》第三条非常明确规定党内法规是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的，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事实上，以党内法规之名的党内法规不仅仅规范党员和党组织，而且涉及其他非党主体，最典型的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涉及民主党派、无党派、工商联等。一种法律体系理论对于任何充分的关于某一法规的定义来说，完全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为了进一步提高党内法规制定质量，2019年8月30日党中央对2012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下文简称《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下文简称《备案规定》）予以修订。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颠覆了这种传统，资本主义政治将政治人变成了自私自利的经济人，误入歧途。

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是金字塔式结构。无论在推翻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在取得政权后继续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过程中，共产党都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和领导社会革命。所有更高规范——直至凯尔森创造和预设的、作为效力最终渊源的基础规范（basic norm），都意在创造次级规范的客观有效性（亦即客观效力）。

价值和实在——他有时用的实在相当于存在。如果法秩序中的规范在总体上是实际得到适用或遵守的，那么，该法秩序就可以视为是有效的。文章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必须进一步明确和澄清的是，软法不是与国家法对立的，并非国家法以外的行为规则都是软法。

凯尔森的法律效力理论与其对规范的定义有关。前文提及罗豪才教授所言法既有硬拘束力，也有软拘束力，应该从此意义上予以理解。

如此，软法提出的更好公共善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路径、方案、手段等，才会更大概率地获得共识。这一小步是否存在错谬，其价值和意义有多大，自留待学界评判。然而，只有在整个法秩序发挥实效的情况下这些规范才具有效性。[43] See Alexandre Flückiger, Why Do We Obey Soft Law?, in Stéphan Nahrath Frédéric Varone éds., Rediscovering Public Law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A Tribute to Perter Knoepfel, Presses polytechniques romandes/Haupt,2009, pp.45-62. [44] László Blutman,In the Trap of a Legal Metaphor: International Soft Law,59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605,615（2010）. [45] See Stephen Munzer, Legal Validity, Martinus Nijhoff,1972, p.19. [46] See Stephen Munzer, Legal Validity, Martinus Nijhoff,1972, p.46. [47]关于承认规则与法的效力，参见[英]H. L. A.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11页。

[39]本文的政府概念取其广泛的涵义，包括一个主权国家内属于政府体系的立法、行政、司法等分支。[31]而法就是一种强制秩序，就是以强制行为来对付因为损害社会而不受欢迎的特定事件，尤其是对付此类损害社会的人的行为。See Hans Kelsen, Pure Theory of Law, translated by Max Kni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 p.1.所以，软法肯定不在纯粹法学研究范围之内。[35]徐崇利：《全球治理与跨国法律体系：硬法与软法的中心—外围之构造》，载《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8期，第25页。

人们遵守一个硬法上的应当作为或不作为的规范，并不都是因为附着在该规范上的违反者会被强制承担的不利后果以及对这种不利后果的畏惧，也有因为对该规范的内容予以充分认同的。而在此现象背后，隐藏着论者对效力（英文对应词为 validity）的不同认识与理解。

这些行为规则若确实对违反规则设定不利后果，且有相应的组织机制和程序机制强制实施该不利后果，而该实施引起的是否可以强制的争议，又能在执法机构尤其是法院那里获得肯定的答案——肯定的依据通常是该行为规则的有效性得到国家法认可，那么，这样的行为规则就不是软法，是属于广义的硬法体系中的一部分。[48][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然而，必须承认，在理论上，凯尔森通过赋予有效性以强制约束力的意义，这就为规范所指对象——包括规范授权的实施强制行为的法院和行政机构——履行规范确定的强制义务提供了基础。无论是在国际交往情境，还是在国内治理场合，有大量的政府（government[39]）或非政府制作的规则，它们的内容有许多是有应当作为或不作为之意义的。更确切地说，它们是规定制裁的规范。关键词:  软法 有效性 约束力 说服力 凯尔森 一、问题：软法是否有效力 对于软法是否有效力的问题，不同的论者或许会给出肯定或否定的不同答案。有的虽然在形式上具备法律资格，并因此而有效，但其没有对不服从者、不合作者设定制裁。[14]因此，对传统法律效力观的问题意识之探明，必不能绕过凯尔森。

他指出，说一个规范是有效的，就是说……我们假定它对那些其行为由它所调整的人具有‘约束力。国家立法显然并不全是硬规则，还有软规则，很多是不依赖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但具有实际效力的规则。

[28] 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应然世界的有效性与实然世界的实效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只有当意志行为同时具备应当的客观意义时，这个应当才可以被称为规范。

[22]但奥斯丁提出的在以威胁为后盾的命令这一简单概念中发现理解法律之关键的方法，被认为是无法区分强盗的命令与运用权威发布的命令的。也就是说，让负有责任的人承受一种恶——如剥夺生命、健康、自由或经济价值，必要时，通过运用暴力，违逆其意志地实施这种恶。

只是，说服要发挥其力量，说服者的权威性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影响因子。三、强制约束力：在有效性与实效之间 法律不能因为在事实上有强制力量作为后盾，不能因为在事实上由此产生让行为人不得不服从的畏惧，而在规范上就具备了行为人应当服从的有效性。[69]关于合法性解释原则，参见陈金钊：《法律解释规则及其运用研究（中）——法律解释规则及其分类》，载《政法论丛》2013年第4期，第72-74页。以哈特的承认规则或罗斯的被体验为具有社会约束力的规则观之，都是可以获得解释的。

只是希望，该主题及软法其他主题的智识，在众同仁的共同努力之下，得到更多的积累与扩增。正因为如此，软法是不应该成为行政人员或法官处理事件、裁断纠纷的直接而唯一的依据。

由于《依法行政纲要》不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不属于硬法范畴，若直接以此为据推演出基本程序规则，容易引起有效性、合法性质疑，有违法律解释中合法性解释要求[69]，因此，相较而言，第二种解释更可取。如果对应传统法理学关于法的有效性条件或标准的观点，那么，在以上这些要素和属性之中，唯有最后一点可以作为软法有效性条件或标准。

这句话的前半部分指向的是是，是第一个人的意志行为的存在事实，后半部分指向的是应当，是表示意志行为之意义的规范。与此直接相关的法律实践问题是，约束力、硬/强约束力、软/弱约束力对处于纠纷中的当事人意味着什么？对负有处理纠纷案件职责的法院意味着什么？法院是否有权力，或者是否有义务或职责适用或引用软法规则于具体案件情境、具体争点中？反言之，若法院在裁判文书中适用或引用一项规则，或者承认当事人一方遵守一项规则的合法性，以解决案件纠纷，厘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该项规则是否就可以直接被认定为硬法？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定安城东建筑装修工程公司诉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政府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及撤销土地证案（以下简称定安城东案）判决书中，引用国务院制定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依法行政纲要》），指出定安县政府未听取当事人意见，违反正当程序原则，[7]是否意味着《依法行政纲要》是硬法，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软法？[8]在孙乔诉湖北省中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以下简称孙乔案）中，原告控诉被告强制要求其进行与病因无关的检查、加重原告的负担，被告则辩称其进行检查依据的是鄂防指医发[2020]16号《关于印发湖北省新冠肺炎定点医疗机构恢复日常诊疗服务工作指南的通知》，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认可了被告的主张，指出被告必须遵守行政主管机关的相关规定。

[16]由此，一个宣布法律的行为仅仅是主观意志，但它可以也应该由一个更高的实在法规范将其转化为客观的应当，亦即转化为一个可以约束所指对象的有效规范。什么是应当的客观意义呢？那就是，不仅从实施意志行为的个人的角度看，而且从该意志行为所指向的、应当作出特定行为的个人的角度看，以及从没有卷入二者关系的第三方角度看，该意志行为所指向的行为都被认为是应当的。[34]徐崇利教授论及国际软法的事实上的效力，其实是指非官方规范照样能够得到切实有效的实施。法律规则，如果有效，就是规范。

第三，与硬法不同，软法的应当并不辅助以制裁装置——违反规则的不利后果的设定以及实施。在一次学术讲座交流中，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张力教授提出问题：一项规则被法院适用或引用，就一定是硬法吗？感谢其有意义的质疑，本文写作的动力部分来自于此。

二、法律为何应当遵守：法律效力观的问题意识 其实，法律效力是一个观念，而不是一个客观事实，并不是与作为事实存在的法律同体共存的。如此论理自然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先听取意见后作决定的基本程序规则直接来自《依法行政纲要》。

七、结语：在反思中前行 关于软法的有效性/效力问题，国内以往研究既有开创性价值，[76]也仍然遗留不少难题有待深入探索，其中一些已发表观点易引发争议。换言之，应然世界的有效性，借助强制约束力，可以与实然世界的实效发生关联。